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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7种情形不得报名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新闻出版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和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新出发〔2022〕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有关主管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

　　现将《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和《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国家新闻出版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2年12月30日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要求，加强新闻采编队伍管理，规范新闻采编秩序，促进党和国家新闻事业发展，依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和国家对职业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对新闻记者实行准入类职业资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统一规划。

　　第三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面向已入职新闻单位的从业人员，考评其是否具备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所必需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

　　本办法所称新闻单位，是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并列入新闻记者证核发范围的单位。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单位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应当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依法取得新闻记者证。

　　第五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由国家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大纲、统一试题、统一标准。

　　第六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考试组织工作应当接受监察机关、保密机关和社会监督。

　　第二章 考试组织

　　第七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具体考务工作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组织实施。

　　各地考试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共同负责。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确定。

　　第八条 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题目，研究并建立考试题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考试工作的组织实施，会同国家新闻出版署对考试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确定合格标准。

　　第三章 考试报名

　　第九条 报名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热爱新闻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第十条 报名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九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三)在新闻单位编制内或者与新闻单位签有劳动合同，新闻单位为非法人编辑部的人员，须为新闻单位的主管(主办)单位在编人员或者与主管(主办)单位签有劳动合同。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已经参加考试的考试成绩无效：

　　(一)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受党纪、政务处分期限未满的；

　　(四)被列入新闻采编不良从业行为记录并在限业期限内的；

　　(五)伪造学历、工作资历证明的；

　　(六)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国家有关单位确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并纳入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

　　(七)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须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新闻单位审核同意，按照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考试管理机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完成报名，凭准考证、身份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中央单位主管、主办新闻单位的人员参加考试，实行属地管理原则。

　　第四章 考试内容

　　第十三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命题范围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为准。

　　第十四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设置基础科目和专业科目，综合考核应试人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应当具有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

　　第五章 考试方式

　　第十五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具体考试日期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确定。

　　第十六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纸笔考试或者电子化考试。

　　第十七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评卷，统一确定合格分数线，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

　　第六章 考试违纪处理

　　第十八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中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终身不得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

　　应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考试工作人员有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视其情节、后果给予相应的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资格管理

　　第二十条 国家新闻出版署建立新闻记者职业资格数据库和诚信档案，将参加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以及依据本办法第十八条作出相应处理人员的有关信息，录入新闻记者职业资格数据库和诚信档案，并为应试人员、新闻单位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供线上查询服务。

　　第二十一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合格的人员，由所在新闻单位按规定为其申领新闻记者证。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新闻记者依法实行执业准入管理，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核发新闻记者证。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新闻采编从业资格或者持有有效新闻记者证的人员，视同通过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其他相关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和有关法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全国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负责拟定考试大纲、考试命题、考试阅卷、提出考试合格标准等工作。

　　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成立全国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设在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考试大纲、考试试题审定和考试监督检查等，承担考试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设立《新闻基础知识》和《新闻采编实务》2个科目。

　　2个科目考试在同一天上、下午分别进行，每个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

　　第四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方法，应试人员必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参加全部应试科目考试合格，方可取得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合格证明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制作发放。

　　第五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大中专院校、中考高考定点学校或者考试机构建设的专门场所，优先安排在人事考试标准化考场、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进行。

　　第六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在当年度考试6个月前向社会公布，保证应试人员及时了解考试要求，进行充分的学习、备考。

　　第七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坚持回避原则和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命审题、阅卷等工作的专家及工作人员，不得参加考试，也不得参与或者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参与考试组织实施的单位和机构，不得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

　　应试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第八条 考试相关工作和试题试卷的秘密等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各级考试实施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做好考试各环节的安全保密工作。

　　第九条 参与考试组织实施的有关机构、专家及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法规规定，遵守考试工作纪律。

　　第十条 本细则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其他相关规定，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照本细则执行。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